母亲家的客厅很小，坐六个人，连茶杯都得错开放。

社区调解员小周刚把记录本打开，哥哥江建国就从文件袋里抽出一沓纸。

“二十四个月，每个月两千，我一分没少过。”

他把转账打印件排成四行，又抽出另一张汇总表。

“江晚，零。”

嫂子刘芳叹了口气：“小周，我们不是非逼妹妹出钱。可妈要卖房去康养中心，她突然回来拦，总得先问问自己尽过多少心吧。”

母亲坐在靠窗的藤椅里，手指捏着衣角。桌上放着远郊一家康养中心的宣传册，风景很好，离我的修表店一百二十多公里。

宣传册里每一页都是双人间、花园和营养师。哥哥把费用页折了个角，说已经问过，卖掉老宅足够支付，剩下还能给各家减点负担。

他说“各家”时看了我一眼，好像我只要点头，过去两年就可以一起翻篇。

可母亲昨晚给我打过电话。她没说不愿去，只问老宅窗台那盆薄荷能不能带走。电话挂断前，她又说了一句：“晚晚，你忙你的，别为了我吵架。”

我来了，不是为了争一句谁更有理，是不能让她连住在哪里都由别人替她回答。

我问：“妈愿意吗？”

哥哥皱眉：“现在是讨论你尽没尽孝，别拿妈当挡箭牌。你账户上一笔给**转账都没有，这不是我编的。”

“我的账户上没有。”我说。

刘芳立刻接话：“那你承认就好。建国工作忙，至少钱到了。你呢？两年没着家，听说要卖房就回来了。”

她的声音不大，足够让等在门外的两个老邻居听见。

我看向母亲。她低着头，像忽然对拖鞋上的花纹有了兴趣。

两年前父亲走后，哥哥说过一句话：“一家人别天天转来转去，钱放我这儿统一安排。”

此后母亲的存折在他手里，我的陪诊、买菜和夜间陪护，也确实没有变成我账户里的数字。

哥哥敲了敲桌子：“你要是不同意卖房，就拿出更好的方案。别空口一句舍不得，最后还不是我收拾。”

我把脚边的布袋提上来，取出两本边角磨白的挂历。

“先把这两年核清楚，再谈以后。”

刘芳笑了一声：“两本旧挂历能说明什么？”

“能说明我回没回来。”

哥哥身体向后一靠：“纸上的字谁都能写。江晚，别拿这种东西糊弄人。”

我没翻页，只把两本挂历推到小周面前。

“正面是吃药和复诊，背面是我回家的日子。妈记了两年。”

母亲的手忽然不捏衣角了。

哥哥看见了，脸色第一次变了。